1973年12月，几位大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进行了调整，福建工作了16年的韩先楚被调任至兰州军区，告别了大东南，前往了大西北。对于这些司令员来说，这次调动无疑是一种“权力下放”。在调动之前，除皮定均外，其他几位司令员都同时担任了地方的高级职务，比如省革委会主任或省委第一书记。而如今，随着调动的实施，他们不再兼任地方职务，得以更加专注于军队建设和管理。
韩先楚与兰州军区的政委冼恒汉并不熟识，两人此前并未有过任何工作上的交集。冼恒汉虽然没亲自接触过韩先楚，但早在战时就听闻过他的大名，尤其是韩在东北战场上的英勇表现，凭借着过硬的军事指挥能力，赢得了各大战区的赞誉。尤其在毛主席主持的几次重要会议上，曾亲自提醒两人要加强团结与协作。然而，尽管有毛主席的告诫，二人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，矛盾却愈加明显，甚至到了彼此间几乎无法共事的地步，究竟是因何而起呢？
展开剩余68%从冼恒汉的视角来看，韩先楚的情绪并不难理解。他失去了曾经的地方职务，而且被调到西北这片贫瘠荒凉的土地，心中难免感到失望和不满。因此，韩在生活和工作中经常表现出与人不合的态度，显得格外挑剔。比如，他对于生活条件的要求颇为严格，要求配备冰箱、电视等家电设备，对饮用水的卫生状况也提出了不满。
而韩先楚前任的司令员张志达则是一个极为节俭的人。他严格要求军区节约一切开支，精打细算，将上级拨来的资金和军区创收的资金尽量节省下来，确保不浪费一分钱。在张志达离开时，兰州军区为国家节省了超过5000万元的军费。皮定均上任后，继续保持这一艰苦朴素的作风，经过两任司令员的努力，军费节省总额接近一个亿。这部分资金后来被用于军区的建设，比如司令部办公大楼的建设，没有额外向上级申请过一分钱。
冼恒汉认为，军区一直以来的艰苦作风应该继续保持，然而新任司令韩先楚似乎对这种生活方式不满，常常表现出一些不理解，认为部分安排超出了合理范围。尽管这些问题并不属于冼恒汉的职责范畴，但作为军区政委，他依然认为，维持节俭作风是非常必要的，尤其是在物资资源紧张的背景下。然而，对于韩先楚来说，这些看似小节的问题，确实显示了他与地方环境、个人需求之间的差异。
此外，冼恒汉也认为，两人之间的矛盾根源，实则源于工作中的分歧。韩先楚在军区工作后，发现许多现状不尽如人意，许多方面都需要整改。就比如，三总部领导所确定的国防工程，韩认为并不符合他的要求。因此，在一次重要会议中，两人对问题的看法产生了较大分歧，冼恒汉作为军区的第一书记，拥有决策权，而韩先楚则是第二书记，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。因为意见不合，工作无法推进，二人间的紧张关系愈加显现。
韩先楚身体一直不好，刚到军区没多久，便因健康原因前往北京休养。这一举动，使得军区的日常工作一时陷入了无人主导的尴尬境地。虽然冼恒汉名义上是第一政委，但他精力更多投入到了地方工作，难以顾及军区的事务。每当急需决策时，军委和总政治部催促他及时反馈意见，而他不在军区，这种工作上的不便显然影响了工作效率。更有一次，冼恒汉得知集体党委已经做出决定时，他怒气冲冲地表示：“我又没有死！”这种情绪化的反应让人难以理解，或许他在事前已经做了充分的考虑，只是某些人擅自做主的行为让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。但在冼恒汉眼中，这种反应显得有些霸道和独断。
到了1975年，二人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，几乎进入了水火不容的境地。工作无法顺利进行，双方都未能解决问题，最后只能上级来做调解工作。由于特殊时期的政治背景，许多工作并非单纯依靠某一方的判断，双方最终还是被要求继续配合，共同维护团结。然而，到了1977年，冼恒汉因种种原因被免职，萧华接任军区工作，终于解除了二人之间的工作冲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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